澳洲折叠:二次封城的墨尔本,无情揭穿了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

澳洲印象 15天前 23:00



前言


斩获雨果奖的中篇小说《北京折叠》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未来的北京被割分为相互叠加与隔离的三个空间的场景,每一个空间生活着不同社会阶级的人:

其中,位于第一空间的权贵阶级可以享有最充裕的时间与社会资源,其次是第二空间的中产,而底层劳动人民大多数时候却只能挤在被折叠起来的第三空间休眠、真正能利用的时间也被压缩得寥寥无几。

艺术往往源于现实。

据悉,这篇小说的作者郝景芳此前曾在北京城乡结合部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北京“鱼龙混杂”的不同阶级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也给了她创作的灵感。

北京南四环外的城乡结合部


但阶级分层与固化现象并不仅仅在北京存在,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人均GDP逼近6万美金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也掩藏着一些平时在繁华下被“折叠”起来的第三世界灰暗边缘地带。

澳洲公屋就是这样一个在城市中原本毫不起眼的存在。


这些在澳洲被称作住在“那种公寓”(The Flats)里的人,可能是战争逃难的难民,可能是失业的新移民,可能是单身父母以及他们的后代…

这些人一辈子拥挤在房间、楼梯、走廊都可能一模一样的高层公寓大楼中,与那些住在光鲜亮丽的私人豪华公寓的澳大利亚人看似也不过隔着咫尺之遥。

但墨尔本最近在疫情复燃压力下突然宣布的二次封城措施,还是赤裸裸地撕开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天壤之别;

也让这些徘徊在澳洲边缘地带的人,重新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1. 澳洲的第三世界边缘地带,成了目前最危险的地方


截至今日,坐落于墨尔本内西北区Flemington等9栋公屋大楼,在维州出动500余名警力的重重包围下已被“封楼”近一周。

每一栋楼都居住着数百名住户,每一间公寓面积都很小,也没有阳台。

在长达两周的封楼期内,住在这些楼中的3000余人被严禁离开住处,只能通过房间里狭小的窗户呼吸少得可怜的新鲜空气,还得在很难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高危环境下,与其他住户共用电梯、走廊、垃圾处理设施和洗衣房等设施。

据The Guardian等媒体报道,楼内住户曾纷纷反映食物短缺,老年人护理中断等问题,有些父母甚至没有使孩子能足够撑过封楼期的配方奶粉,分发物资的组织与部门又等过了好几天才各就各位——这导致一开始的几天内,楼内充斥的只有恐慌的气氛与愤怒又不知所措的住客。

来源:ABC News: Dan Harrison

 
事实上,这些高密度人口聚集的公屋大楼,或许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现今最危险的地方:

截至周三上午,已发现共计75个确诊病例与这些楼相关。

用澳洲代理首席医疗官凯利(Paul Kelly)的话来说,这就像是一艘艘“悬在高空中的游轮”



2最长的一公里:从带有空中花园的豪宅到被封楼的公屋


墨尔本Flemington公屋的一间公寓内,住着21岁的希莎(化名),与在她出生前以难民身份从东非来到澳洲的父母。

如果从她家公寓内狭小的窗口迎面望去,目光穿过一个绿草成荫的足球场,那么刚好可以看到一栋极具设计感的豪宅公寓楼。

实际上,与希莎所在的公屋大楼极其普通晦暗的外表相比,这栋由知名建筑设计师Jamie Durie设计、被命名为“ALT & Sienna塔”的综合大楼看上去就显眼鲜亮多了,甚至还在顶层拥有一个奢侈的空中花园。

Flemington公屋楼区(左)与ALT & Sienna塔(右)/ 来源:ABC News:Simon Winter

这栋大手笔的私人公寓楼,其实离她所在的公屋楼的距离仅仅不到1公里,就算慢悠悠散步过去十分钟以内也就到了。

但此时此刻“封楼令”下的希莎与家人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屋内。

实际上,对于从出生开始就住在这间公屋的她来说,从这栋楼到那栋楼的1公里,可能也是她在澳洲一辈子都“走不出”的1公里。

墨尔本北部的另外几栋公屋大楼也同样遭受了封楼的命运。

类似的是,这些公屋也得到了豪华公寓楼“雅顿花园”(Arden Gardens)的隔街相伴。该楼盘的官网介绍上这样写道,“雅顿花园是墨尔本北区的新地标——拥有位于内城区标志性的地理位置,靠近公园,并能享受私人景观广场、电影院、超市与令人惊叹的城市美景。”

来源:ABC News:Simon Winter


在这栋流光溢彩的私人公寓楼面前,外墙灰白相间的公屋大楼似乎显得更加容易被忽略了。


3.“不一样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公屋在当地社区人们的心中就没有存在感。

实际上,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公屋大楼,似乎已经成了墨尔本天际线中“不和谐”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很多人觉得墨尔本内城区“名声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由于公屋楼区一般与外界保持封闭与隔离,这导致“外面”的人在社会新闻上看到了发生在公屋的吸毒、打砸、暴力事件,便认为住在“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来源:ABC News:Simon Winter

而作为外人,其实很难做到自由地在这些人之间穿行的——倒也不一定是因为恐惧心理,也有可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自然感。

这种感觉可能有点像走入麦高登(Gordon Mathews)笔下“低端全球化”的香港重庆大厦:

这里可能住着上世纪60年代到达澳洲的意大利人,也有可能是70年代抵澳的土耳其人,再之后是越南和南美的难民,自从90年代初期开始,很多人就可能是来自前苏联、非洲之角了。

比如在Carlton公屋住宅区,住户出生地比例最高的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就是中国、越南与非洲之角。

据统计,在澳洲的非洲移民中约有一半都居住在墨尔本,他们的人数接近5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通过澳大利亚的离岸人道主义计划、家庭团聚或来自新西兰等国家的二次移民抵达的。成千上万的非洲家庭,被安置在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屋中。

于是乍眼看上去,这些地方似乎属于其他世界。附近可能有很多看上去和一般澳大利亚人不一样的人,更不像其他出入在墨尔本市区的人们。假如你是澳洲人,那么你走进大楼后也许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族裔,茫然不安之中还带有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内疚。假如你是华人,那么你可能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假如你是女人,说不定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你周围可能有一百多双男性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盯向你。

“到了香港,千万别去重庆大厦”这个忠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些刻板印象并不是一日一人所能形成的。

实际上,这离公屋一开始创立的初衷相去甚远。

二战过后,包括悉尼、墨尔本在内的许多国际城市都开展了重建公屋的项目。在1962年至1976年期间,维州当时的住房委员会建造了45座公屋大楼,作为所谓的“贫民窟清理计划”的一部分。

当时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是倾向于拆除那些在狭窄的街道和车道上拥挤且往往没有下水道的老房子,取而代之的则是设备完善的高层公寓,朴素、统一,但重在干净。

是啊,那个年代大家几乎都没有什么钱,贫穷也可以通过工程来抹除。

但后来,人们的观念就变了。于是再看到这些建筑,就开始觉得这些房子没有灵魂,还把原本好好的一个社区残忍地“搅混了”。

来源:Chris Mclay

从“泥腿子”底层成功完成阶层跨升的澳洲新中产阶级,则又特别强化了这一观点。

这些选择在市中心购房定居的人们,早就觉得自己和住在对街公屋里的人们并没有任何关系,便索性假装“眼不见为净”——尽管有时他们的公寓之间距离还不足100米。


但疫情,终于还是捅破了最后的一层纸。


一位住在墨尔本北部某栋公屋的住户感慨,过去一周的体验,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似乎生活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城市。

“住在外面的人可以随时外出,但我们就不可以。” 他补充道,“这似乎让我们觉得,因为你住在公屋里,所以让你闭嘴就更容易——这不公平。”

另一位住户感同身受地表示,“其实如果考虑到控制公屋大楼内的疫情爆发,封楼可能是必须的措施,我们也能接受。但为什么不提前与我们多沟通一下,而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地执行呢?”

“而且真的需要这样过度警戒吗?” 他苦笑,自己虽然从未犯过罪,却已经在澳洲住上了监狱——而且这个监狱,还是自己辛辛苦苦排了几年才住上的。


“还是说,我们真的不一样?”


来源:澳州财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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